儒雅、富于艺术气息是70岁的柯传奎教授给人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企业家。30多年来，柯传奎致力于利用生物技术使冬虫夏草这一濒临灭绝的物种得到保护性利用，运用制药技术实现冬虫夏草的产业化发展。

    他对冬虫夏草一往情深，“我们居住的星球上所有的生物可归为三大类：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中药的三大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植物贡献的是人参，动物贡献的是鹿茸，微生物贡献的是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半辈子

    1968年，23岁的柯传奎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毕业，1970年至今一直从事新药、保健食品生产、科研开发工作。他历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等职务，现为杭州柯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谈起与冬虫夏草的情缘，他娓娓道来。

    1980年1月《光明日报》刊出的一条消息称：青海省畜牧兽医院草原害虫研究小分队，在研究草原毛虫的同时，对冬虫夏草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这使得身在杭州同样关注冬虫夏草研究的柯传奎非常兴奋。他立即向相关研究部门写信，询问是否分离到了冬虫夏草菌种。

    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系的沈南英回信告诉柯传奎，他从初冬的虫草蝙蝠蛾幼虫的“僵虫”（菌核）中，从春天新鲜的冬虫夏草体内，从冬虫夏草子座中，从冬虫夏草单个子囊孢子，分离到了相同的冬虫夏草菌种。

    1981年春天，沈南英到杭州寻找柯传奎，把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份冬虫夏草菌种留给了柯传奎。

    对于沈南英的举动，柯传奎介绍称：想把冬虫夏草的研究继续推进，必须要有相关的实验室和大型的设备，自己刚刚在杭州第二制药厂生产的庆大霉素的质量提高到了符合国际标准的水平，并把这项技术推广到国内众多制药厂家。由于这一贡献，有了属于自己的生物实验室。

    沈南英将科学研究冬虫夏草的接力棒交到了柯传奎的手里，柯传奎从沈南英手里接过冬虫夏草菌种后，先后使用了188种不同的配方培养基。到1983年5月，柯传奎在4个100毫升的三角瓶中收集到1克冬虫夏草无性菌丝干粉。

    致力冬虫夏草产业化

    柯传奎从1980年起花了十年时间主持率先完成中药一类新药第一代产业化冬虫夏草——百令胶囊。

    2005年，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中国菌物学会牵头，对自行申报的不同冬虫夏草菌粉使用DNA技术进行基因测试（亲子鉴定技术）。对测试的结果用“基因序列差别”或“基因相似度”的百分比来表达。

    测试结果表明，一种叫“蝙蝠蛾被毛孢”的菌种与天然冬虫夏草的基因相似度达到98%。这种相似度等于青藏高原上不同产地的天然冬虫夏草之间的基因相似度。

    对此，新华社曾发布消息“经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测试，所用菌种和天然冬虫夏草相同，基因图谱与天然冬虫夏草一致：相关药理研究证明，产业化冬虫夏草的免疫调节作用更强，价格却大大降低”。这个项目的研究者正是柯传奎。

    柯传奎把2005年研制的第二代产业化冬虫夏草称为“柯氏冬虫夏草”。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能够回过头来，称20世纪90年代生产的“百令胶囊”为第一代产业化冬虫夏草。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称自己终于破解了冬虫夏草的菌种之谜。

    谈家桢是中科院院士，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也是柯传奎的忘年交。1963年柯传奎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时，谈家桢是系主任。谈家桢还是柯传奎加入中国民盟的入盟介绍人。

    当柯传奎将第二代产业化冬虫夏草即“柯氏冬虫夏草”研制出来后。谈老服用后欣然命笔题词：“柯氏冬虫夏草 人类健康瑰宝”。

    2012年，柯传奎的第二代产业化冬虫夏草的研制，获得了卫生部保健食品的批文，产品取名为“柯氏牌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胶囊”。

    柯传奎给产业化冬虫夏草和天然冬虫夏草概括为“三同三不同”。三同是“相同的基因，相同的成分，相同的效果”；三不同是“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吃法，不同的价格”。就价格来说，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胶囊还不到同样用量的冬虫夏草价格的十分之一。

    柯传奎认为中国产业化冬虫夏草的路还很长，他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让老百姓能 ‘买得起，用得足，经常用’ 冬虫夏草。” （何文）